专业性、开放式、国际化的财经教育出版机构
| 会员指南 | 会员指南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习惯性地接受来自计算机以及近年蓬勃发展起来的网络给我们带来的便利的知识和影响，便它们究竟是如何被嵌入计算机和网络中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似乎我们平常人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以至于这些“浑然天成”的知识是否正确，正确度如何，没有人会进一步思考。但是人文学者的批判性眼光和社会责任感无疑会发出这样的质疑和异样的声音。《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的作者大卫·M.贝里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卫·M.贝里在数字人文研究领域可谓旗帜性学者。他首创性地提出了数字人文堆栈图，成为业内被广泛引用的内容。在《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一书中，他提出，人文学者不应沦为数字技术的依附者，而应是数字技术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引领者，否则我们人类社会将会在不知不觉中迷失方向，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在传统人文学科被数字技术强烈冲击下，人文学者被数字浪潮迅速淹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人文领域一夜之间成为数字技术的附庸，但是大卫·M.贝里却明确地说“No”。人文学者在数字化的今天大有可为，不是被边缘化，而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到数字技术的编码、程序和建立过程中。因为没有比人文学者更深谙其所在领域的不可言明的内涵。这不是数字技术可以代替的。
在《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中讨论较多的话题是数字化时代我们个人所具有的隐私权利。关于对于大部分公众来说，我们并不知道在数字化时代我们个人所具有的隐私权利究竟是什么，能保护个人隐私到什么程度，即后数字文化中个人可见度的问题，个人可见度有助于提高自我认知，但也存在获取他人信息以及自己的信息被其他人获取的问题。数字媒体的全景式的感知带动了密码学和干扰等对抗文化的出现，希望在这个数字监控和大数据时代中保留一部分只属于自己的隐私。我们认为享有隐私的同时也能成为人群中的一员：不引人注意，不显山露水。这些都是直击人文学科的核心问题，比如何谓人？如何理解人类的思维和保持理性的能力之间的区别？
例如，帮助斯诺登（Snowden）曝光政府监视活动的记者Glenn Greenwald，他之前也没有意识到数字社会的公民应该知道加密和密码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计算思维和计算技能也应该成为现代人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虽然大多人文学者可能不会参与到复杂系统的编码工作中，但学习一门编程语言及其相关的代码美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其对计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理解。我们认为应该将基本的编码能力作为数字素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应该作为人文学者教育训练的一部分，使他们有能力去搭建、批判、部署复杂的计算系统。
之所以作者在书名中采用了“批判”的字眼，是因为社交媒体如今已改变了我们日常媒体的习惯，并且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算法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这种关注。Facebook早在2006年就意识到，Facebook平均一个用户的所有好友的信息输出会淹没用户自己，所以Facebook将EdgeRank算法引入到用户的新闻订阅中(Facebook 2011)。EdgeRank扫描用户所有好友的可用信息，加起来轻松超过1 000个，并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基于上万的变量来描述每个推文和推主(Mcgee 2013; Patterson 2015)。Bucher(2012)认为，这种筛选功能必然会影响用户在Facebook上的行为。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可见”，用户将知晓什么样的推文会从他们的Facebook好友那里得到回应，从而适应这种算法。
由此可见，要想在社交媒体文化中对自己的生活状况采取行动，就需要通过算法思考，而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批判性地思考算法及其含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行为的算法塑造是计算科学领域一个至关重要的伦理学问题。正是这样的一个危急形势，数字人文不应该被边缘化，而是应该发出它自己强有力的声音，让社会公众关注这个问题。
当然，《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在内容上仍有一些局限或不明确的地方。很关键的一点是，它并没有明确地亮出自己对人文学科、数字人文研究范围和研究者群体的界定。在中国，人文学科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而本书的作者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例如，它只是在第2章引用了某些数字人文学者（如Ramsay）的观点，包括媒体研究从业者，从事数字教学几十年的人，对网络文化感兴趣的文化批评家，有一些数字艺术家，更广义而言，媒体理论、文化批判、媒体与传播并围绕这些观点进行了评述，模糊了读者的视角。
数字人文应该整合不同领域的学科专长，建构兼具批判性、方法性与经验性的综合研究方法体系，这对于数字人文的发展非常重要。数字人文不是，也不应该被视为一门“一体适用”“一刀切”的学科。认真反思对计算文化或计算技术的理解，会发现数字人文是唯一一门关注数字化技术如何塑造、改变和调整人文研究过程的科学。
（作者：刘东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