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资金协同创新的美国经验

艺术如水，具有启迪心灵、传承文化、陶冶情操的涵养功能；艺术如花，展示民族文化、精神生活内涵的色彩。政府在艺术继承、发展和创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广泛的交集，政府为何及如何资助艺术，是任何艺术经济理论和政策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对此，泰勒考恩在其著作《优良而丰盛：美国在艺术资助体系上的创造性成就》中，分析了美国的经验并从学理上给出解答，相较于从经济学之外其他学科入手的研究专著，其中不乏洞见和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表明艺术政策本身需要更深入的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与合作。

市场失灵是文化经济学文献中提出政府提供艺术资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泰勒考恩的思考并没有局限于此，他以经济学家和艺术爱好者的双重身份，从经济学和美学视角探讨艺术资助问题。作为经济学家，他关注的是公共资金支持艺术产业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作为艺术爱好者，他深知经济学工具和指标并不足以充分评估艺术资助政策的合理性和效果。正是这样的双重背景和跨学科视野，使其认识到无论美学还是经济学视角都不足以单独作为评估艺术政策的工具，从而避免过于单向度聚焦，陷入非此即彼的结论，也使其分析能够比较全面地揭示美国艺术资助政策体系的多样性特征，没有落入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市场和政府二元论的俗套。

支持政府艺术补贴的观点认为凯恩斯乘数效应在艺术领域也存在同样效力，例如，政府举办艺术活动会吸引游客进而刺激消费。泰勒考恩指出乘数论符合经济学投入产出的原理，但是考察艺术资助的经济效应或溢出性贡献不能仅限于此，而忽视了更具普遍意义的经济学原理，即资金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政府资金一旦注入艺术领域，就放弃了在其他领域促进资本形成和就业的机会，出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因而，促进经济发展并不是政府提供艺术资助的充分条件，即使从这一目的出发，也应该发挥价格机制刺激并动员私人部门参与艺术市场的基础作用，政府应尽可能发挥协调失败、培育公众文化自觉意识和网络的作用。

泰勒考恩书中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是，艺术更适应于分散化而不是集中式的制度安排，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艺术本身规律决定的，艺术家在多样化环境中，与社会各界交流和分享其创作理念及作品，才能释放其创作活力；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自身有限资源无法支撑整个艺术市场的发展，只有多元化的资金渠道才能既保持艺术部门的资金可持续性，同时引入竞争择优机制，激励优秀的艺术家及作品脱颖而出。

基于学理上对上述分散化的认识，泰勒考恩提出自己对政府资助艺术方式的看法，认为税收政策间接补贴而不是直接补贴。泰勒考恩以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为例，考察了美国艺术资助体系的演进。国家艺术基金会作为美国政府在文化艺术领域的资助机构，是从罗斯福新政时期公共工程艺术计划、二战后文化输出项目逐渐发展起来，践行了其秉持的“伟大的国家值得拥有伟大的艺术”理念，同时带动了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艺术补贴。国家艺术基金会及其前身在市场机制较弱时，起到了培育和支持艺术家及艺术创作的作用，但是随资助范围和方向渐趋保守，国家艺术基金会作为艺术风险投资家的功能逐渐弱化，资助的拉动效应也边际递减，其作为最佳历史保护者的功能也在退化。基金会、企业和私人捐助的功能和资助资金量在政府税收杠杆激励下不断增加，正是得益于这一传统，美国的艺术事业才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联邦和州政府协同、公私部门互补的多元化间接艺术资助模式。由于社会结构、收入水平等因素差异，增加了这种模式在其他国家复制的难度。

无论从学理还是实践经验看，泰勒考恩对美国艺术资助体系的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我国文化艺术源远流长，艺术大师灿若星辰。要彻底改变历史上艺术家生前寂寞、笔底明珠无人识的问题，完善艺术资助政策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进入新时代，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艺术创作、传播和保护提供了广泛的发展机会，以腾讯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新经济中创新、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驱动力，我国不仅要对艺术给与适度直接扶持，提高政府艺术资助的公平和效率，更重要的是建立多层次协同互补的艺术资助体系，特别是运用税收杠杆撬动私营部门和非盈利部门支持艺术创造与传播的重要角色，发挥阿里、腾讯等平台公司的技术赋能潜力，形成艺术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以版权为主的艺术市场知识产权交易机制，促进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引入PPP机制促进文化遗产保护、老工业厂区文化开发更新改造。

（作者：李季，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刘兴威，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北方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