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地研究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结构转型——《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轨》自序

经济学要为认识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增加工作岗位、提高人民收入、增强国民实力服务。因此，它的研究要注重两个方面：一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问题，而且方法要对；二是要务实，不务实经济学就没有用，也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一、定性的价值判断式的传统经济学应当在中国休矣

过去经济学上一些定性的、价值判断色彩较浓的思维模式、观点和方法，在分析现代复杂的实际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上根本没有用处，甚至误国害民。比如，传统经济学认为，计划体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而市场体制将造成盲目竞争和浪费；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失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运行有系统性、开放性、自我纠错性、计划性等等。这样的价值判断性的经济学分析有什么用呢？办大事，会不会办错事呢？大事如果办错，还不如办小事，办好一些；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也办了许多大事，一些事办得比我们还大，浪费比我们还少得多。系统性、开放性、自我纠错性、计划性等等，你不知道他所云为何，不知道是怎样系统的，怎样开放的，怎样纠错的，也不知道计划是怎样按比例的。就经济学的研究而言，传统的价值判断式的经济学，说了一堆不产生一丝一毫GDP而浪费许多纸张和印刷工人劳动的无用的废话。

传统经济学在所谓的“定性”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却不知道中国实际的经济是怎样运转的、结构是怎样转换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障碍，有一些什么样的招数。这样的研究不会长出一斤粮食来！而中国的经济问题再也不能以发表文章、评职称、混稿费为目的而进行研究了，也不能再以价值判断好还是不好、喜欢还是不喜欢的方式进行研究了！我们为经济学上的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样价值判断式的研究付出了耽误30年发展宝贵时间的代价。我们再也支付不起这种昂贵的成本了。未来艰巨的经济发展任务，已经不需要这种外来品指点江山。价值判断式的传统经济学，在解决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实际问题上，应当寿终正寝。

二、中国的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思考和解决

传统的价值判断式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不行了，有的人将眼光放在国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身上，希望他们能出些金点子，指点迷津。但是，国外学者的许多建议或者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或者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有的甚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比如，中国的计划经济和一统天下的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就是从前苏联引进的，这种体制至少使中国的发展耽误了30年可贵的时间。再比如，改革开放初时，一些国外的学者建议，中国的工业化可以不走国外城市集中的工业化道路，不要发展大中城市，人口不要向城市集中，要在乡村发展工业。国内的著名社会学家也提出“离土不离乡，乡村工业化”。虽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在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就目前来看，因为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慢而造成的乡村过剩人口和剩余劳动力太多、农业生产不能规模经营，乡村工业的规模不经济、外部不经济、分散的污染无法有效治理、技术进步慢、结构调整难等，已经成为农业和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难题。

当然，这不是说国外所有学者对中国的建议都是错的。许多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建设、改革和开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中肯意见，给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制定经济政策的部门以许多启发。但是，中国的问题还是中国人最熟悉，还是要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还是要中国人在解决的过程中知道怎样进行调整和协调，使问题解决过程的成本最小和时间最短，并且过程的波动风险最小。

三、分析实际经济运行，管用的还是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现代的宏微观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实际的资源配置、经济运行、要素投入和贡献、增长速度、结构转换、制度变迁，比起价值判断经济学来，它有用得多。用它研究问题，起码会增加财富和粮食，降低成本，减少浪费。但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模式、定理、推断等，有许多设定和暗含的假设条件，用它来研究问题需要注意本国所固有的条件。比如，对于1997年开始的总需求萎缩，有人就认为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所致，要单纯扩大财政支出，实行凯恩斯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实际上，中国这次总需求萎缩，有深刻的体制背景：国有和集体企业重组使产出增加，减人增效改革使职工下岗和消费需求收缩；银行间接融资渠道对国有和集体企业放款收紧，长期对个人和私营企业限制，民间投资渠道又不发育，加上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融资渠道遭重创，结果使储蓄转化为投资需求的总渠道不畅。这与西方经济学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暗含的民间投资、上市公司资本市场、银行贷款等渠道畅通等假设条件不同，也不是由于企业家信心不足、消费者不愿意消费等原因引起，国家实行财政政策当然也不能立即恢复经济运行的均衡。从经济学上看，储蓄大于投资，会形成生产过剩、就业不足、物价低迷等局面，但是为什么会形成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在不同的体制条件、不同国度里，原因是不一样的。因此，要下的药方也是不一样的。只知道西方经济学，而不知道中国暗含的许多深层次问题的学者们也无法用西方经济学之药治中国经济问题之病。

当然这不是说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没有用，它的用处是相当大的。有人认为，经济学在治国、治行业、治一方中用处不大，行政管理知识和经验就足够了。这是大错特错。我们不能要求每个领导都是经济学家，但是治理现代国家、行业和地区，必须懂得经济学的ABC。比如，管理金融工作的，起码要知道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才不会在物价负增长的时候作出收缩货币供应和提高利率的错误决定。再比如，一个地区失业人口太多，但领导还热衷于发展减少就业的高技术行业和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大工业企业，说明他不懂得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大中小企业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经济学关系。他不知道仅仅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大工业企业，会造成就业不足和社会不稳定。

    经济学要学以致用，要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结构转型，这是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