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中文序言

相信很多人至今仍然对“大萧条”有着深刻的印象。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使美国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危机之中，是资本主义制度自产生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大萧条”同样也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进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但如果认为“大萧条”只是“过去的事情”，只是停留在书本中的经济的糟糕表现和人们惊恐、失望的表情，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正像本·S. 伯南克（Ben S. Bernanke）在大家即将看到的这本书中所说的：“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过程，而这一点常常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大萧条”的表象有很多，抛开人们抑郁的心情和失望的情绪不论，“大萧条”的表象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股票市场崩溃。1929年10月美国股票市场崩溃，10月23日股市急转直下，10月24日（著名的“黑色星期四”）股市再次惨跌，此后，10月28日、10月29日，股市持续暴跌，此后的3年左右的时间内，股市虽然偶尔回升，但整体趋势是不断下跌的。第二，产量和物价的急剧下降。1929—1933年，美国的GNP从9 381亿美元下降到6 621亿美元（按1929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下跌近30%，同期CPI下降近25%。第三，失业情况严重。“大萧条”期间失业率从3%升至25%左右。第四，投资巨幅下降，1931年—1935年净投资实际增长率持续为负。第五，名义利率极低。经济活动的急剧萎缩使名义利率极低，诸如商业票据的短期利率接近于零。

上述的现象使得“大萧条”成为几代美国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同时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样本，按照伯南克先生的话来说，“解释大萧条是经济学的‘圣杯’”。

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很多经济学家试图对“大萧条”作出合理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和货币主义的解释。

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深深地影响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强调了总需求的不稳定性，他认为“大萧条”之所以出现，正是由于总需求的急剧下降，而总需求的急剧下降又是由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下降趋势、灵活偏好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使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而灵活偏好及资本未来收入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从而与利率水平不适应，导致了投资需求不足。据此，凯恩斯提出了通过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也由此占据了战后经济学的主流地位。20世纪40年代初，汉森和威尔逊最早使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对“大萧条”进行了研究，认为消费的不足以及相伴而来的对住宅需求的下降和投资机会的丧失，导致了收入崩溃的发生，而戈登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结论。罗默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认为1929—1933年的一系列冲击引起了总需求的下降，即股市的崩溃导致了一系列的国内支出冲击，这些冲击在“大萧条”的初始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随后几年的货币冲击和美联储不当的货币政策操作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内支出冲击的作用。罗默的研究在经验上支持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即“大萧条”是总需求的急剧下降造成的。

与凯恩斯同样伟大的货币主义的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与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的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对“大萧条”的原因进行了简单而有力的解释，指出“大萧条”产生的原因是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变化，即直接由20世纪30年代初货币供给的收缩引起。在20世纪60年中期，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恒久性收入”，而恒久性收入是稳定的（至少是变化很小的），故货币需求函数也是稳定的，因此，经济的不稳定大都可以归因于由货币当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弗里德曼集中分析了始于1929年的衰退是如何衍变成“大萧条”的，他认为1929年货币供给最初的温和下降转变成了1930年10月—1933年3月的银行倒闭浪潮，而美联储又没有及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或贴现窗口向困境中的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以阻止银行的倒闭，由此引起了货币供给的急速下降和严重的经济衰退。此外，由货币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加重了“大萧条”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认为总需求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动力，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总需求波动的原因不同，凯恩斯主义强调自发支出下降是导致总需求下降进而导致“大萧条”的原因，而货币主义则强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总需求下降才是“大萧条”的真正原因。

经济学家们围绕着到底是货币因素还是非货币因素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近期比较流行是一种折中的观点，即货币因素和非货币因素都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

但是上述的这些对“大萧条”的分析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首先，在货币因素对“大萧条”的形成的作用方面，虽然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观测到，在经济紧缩阶段，货币供给、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都急剧下降，在经济复苏阶段则快速上升，但是货币供给、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这些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较难断定，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哪些变量是“因”，哪些变量是“果”，这也导致了我们对货币因素和产出因素究竟哪个是“大萧条”的形成原因的无限制的争论，并不得不接受了一个折中的观点。其次，过去学者们专注于美国自身的情况，如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和股市中过度的投机泡沫等对“大萧条”加重的作用，而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考察“大萧条”，没有考虑到发生在美国的“大萧条”是世界性萧条的最初原因，也没有对经济紧缩在国家之间的传导途径进行分析，这样“对大萧条的解释就不算完整”。

伯南克的这本新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大萧条”进行认识的全新视角，不再将研究仅仅局限于美国自身的情况，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大萧条”。伯南克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以实证为主的方法，对“大萧条”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当时的金本位货币制度，说明了“大萧条”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和传播的。这不但是对“大萧条”的回顾和研究，而且对今天的我们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