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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指南 | 会员指南这本书是这样开篇的：“若干年前，从中国来了一个杰出的学生，跟我从事社会心理学和理性问题的研究。相识不久的某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我和你的差别在于我把世界想象成圆形而你把它想象成直线。’注意到我脸上出现的困惑和惊讶，他补充说：‘中国人相信事物处于变化当中，而事物总是回到它们的某些初始状态。故而，他们关注更加广阔的事件群组；他们寻找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不理解整体就不可能理解局部。西方人生活在简单得多的和更具确定性的世界里；他们关注的是恒久不变的事或人，而不是更广阔的图景；他们认为他们只要知道了事物运行的规则就可以控制事件。’我开始阅读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撰写的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文献……”
这是2003年出版的《思维地理学：亚洲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何不同以及为什么不同》（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 and Why，Free Press，Simon & Schuster Inc.，2003），作者是耶鲁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教授尼思拜特（Richard Nisbett），他于200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社会心理学院士。他提到的那个中国学生，叫“彭凯平”，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在这本书的第六章里，作者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例子来支持彭凯平的看法：心理测验者给受试儿童看三幅图画，其一是“青草”，其二是“公鸡”，其三是“牛”，然后要求受试儿童把这三幅图画分作两类。大部分中国儿童把青草和牛放在一类，把公鸡放在另一类。大部分美国儿童把牛和公鸡放在一类，把青草放在另一类。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儿童习惯于按照事物之间的关系划分事物的类别，而美国儿童则习惯于把事物归入到它们作为“实体”各自所属的范畴里面去。按照“关系”，牛吃草，所以，牛和草被视为一个类别。按照“范畴”，牛和鸡都是动物，而草是植物。这里，儿童们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前者首先看到的是关系，其次才有被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实体。后者则首先看到了实体，然后建构起实体之间的关系。受试者都是儿童，他们不知道动物与植物这类范畴内部的细节知识，也不知道“牛吃草”这类关系的科学道理，他们在以往的社会交往中习惯了特定社会的思维方式，并基于这样的思维习惯来完成实验者提出的要求。因此，上述实验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心理学实验。
进而，尼思拜特和几位中国学生对美国和中国的大学生们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他们让受试者在“熊猫”、“猴子”、“香蕉”三项当中指出最接近的两项。结果，美国学生表现出强烈的把猴子和熊猫视为同类的偏好，而中国学生则更倾向于把猴子和香蕉视为更接近的事物。这一实验表明，儿童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足以延续到成年时期。于是，思维的地理学差异对理解和缓解当代世界的各种冲突变得十分重要。
尼思拜特指出，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或者自笛卡儿以来，便就下列各项达成共识：（1）每一个人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认知能力——感官、记忆、理解、反省，不论他是非洲土著还是欧洲贵族；（2）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表现出不同的信仰，不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能力有差异，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宇宙的不同时空；（3）逻辑形式是最高的理性形式，它比常识和习惯更高级；（4）纯粹理性的形式与它所思考的内容完全无关，这一思维形式不论是被运用于自然现象还是被运用于社会现象，均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然而，尼思拜特指导下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学实验所揭示出来的亚洲人与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的显著差异动摇了上列共识。尼思拜特指出，个体心智有其社会起源。于是，尼思拜特事实上回到了米德曾于20世纪10年代提出过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的概念和后来由布鲁默大大发展了的“符号交往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立场。
在东方社会，不论是中国的儒家学说还是印度的吠陀学说都有类似论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比个人更具本源意义。因此，智慧——它的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部分被西方人称为“理性”，智慧的前提是静观万物生灭的过程并由此而体悟那个“元之又元”的道理——印度人称之为“Ritam”，中国人称之为“一”。在最近的一次讲演中，曾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笛卡儿的理性是怀疑的和建构的，是拆解的和征服的，是躁动的和外求的。与此对峙的，是东方智慧，其本性是寂静的和内求的。世界之为整体所包含着的万有之关系，绝非人类渺小理性能够拆解和重构的。寂静，是智慧，静以通天下所感。
